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监督机构的创立

　　面对北伐胜利进军过程中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北伐前便扬言，革命成功后“必须要有一个党、一个主义专政”的蒋介石，开始对发展力量心存不满甚至“切齿”痛恨。况且，的前身同盟会从建立之日起，就是一个成分非常复杂的联盟，内部有很多豪绅势力、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当革命一旦深入并影响到内部这些势力的利益时，国共破裂就不可避免。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搜杀员和革命群众。

　　1927年4月28日，五大召开的第二天，38岁的李大钊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被绞杀。《晨报》留下了这位党的创始人从容就义的遗照，也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他身“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领袖之气概”，“态度极从容，毫不惊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给发来电报：李大钊的英勇就义和其他在北京被杀害的员的壮烈牺牲是在国际无产阶级的记忆中永远不可磨灭的。李大钊牺牲在五大召开之际，这是当时严峻形势的线日，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鲍罗廷等参加会议。陈独秀作《政治与组织的报告》。大会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大会要求会后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中国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明确规定实行民主集中制、将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中央委员会、设立中央政治局等。

　　尽管五大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五大有一个鲜为人知却又意义非凡的“第一”，那就是，五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

　　党从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党的纪律和党内监督机制的建设。一大通过的纲领明确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二大通过的《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明确了员参加议会活动的监督制度。在二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章、三大通过的《中国第一次修正章程》和四大通过的《中国第二次修正章程》中，均专设“纪律”一章。1926年8月4日，中央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惩治的文件。

　　如此重视党的纪律监督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在建党初期成立专门的监督机构，而是建党6年后，才在五大上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呢？

　　从党的发展历程看，党的第一个中央监督机构产生于五大，是党组织和革命形势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需要和必然产物。

　　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从50多人，到不足千人，一无政权，二无经费，连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要靠教书、当编辑和写作维持生活，东奔西走为党筹集经费。由于党员人数少、质量高，党组织长期处于秘密状态，机构精干且纪律严明，违纪现象较少发生，因此没有成立专门的监督机构，而由党的各级委员会直接维护和执行党纪。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人在建立党的早期组织过程中曾做过一些工作，并被选为代表出席了一大，但不久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党毫不留情地将这样的人清理出去，保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

　　虽然没有专门的监督机构，却严格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便是中国从一开始就能保持清正廉洁作风的重要原因。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深入和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到来，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党的力量也随之迅猛发展。大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和革命军人纷纷加入党的组织。新党员的急剧增加，党员教育的滞后，加上少数投机分子的混入，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面临严峻形势。

　　然而，更大的考验是，国共合作后，大量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在各级党部、军队和政府内任职。这些跨党任职的党员时刻面临着权力地位、金钱美色、灯红酒绿等各种诱惑，加上革命阵营内部分化日益严重，少数意志薄弱的党员出现了追求享受、贪污腐化、思想动摇甚至叛党变节的现象。尤其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新老军阀不约而同地制造革命的危急情况下，、“自首”甚至叛党投敌等现象屡见不鲜。在这种形势下，在党内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就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1927年5月9日，五大选举产生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王荷波、张佐臣、许白昊、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0位同志都是工农运动和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在群众中拥有崇高威望的党的领导干部，其中6人出身工人。

　　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王荷波，山西太原人。曾出席三大和四大，历任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局委员、中央工农部主任、上海地方执委会委员长、北方局委员、全国铁路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五大闭幕后3个月，王荷波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即又被任命为中央北方局书记。王荷波来到天津，调查处理顺直省委组织纠纷，撤销了坚持右倾错误、拒不执行八七会议方针的彭述之的省委书记职务。接着来到河北玉田，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部署武装暴动。有的同志出于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痛恨，要求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把他枪毙。王荷波反问：“你们要求枪毙陈独秀，是根据党章上哪一条？党章上有枪毙党员的规定吗？”接下来，他耐心解释，平息了大家的怨气。几天后，王荷波却因叛徒告密在北京被捕。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却始终严守党的机密，留下的唯一遗嘱是请求党组织教育他的子女，让他们坚持走革命的道路。1927年11月11日深夜，王荷波在北京安定门外箭楼西边英勇就义，终年45岁。

　　除王荷波外，五大选出的10名监察委员中，先后有7人牺牲在刑场或战场上，却无一人叛党投敌。这些党的监察先驱，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对的信仰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为鲜红的党旗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随后，汪精卫集团同蒋介石集团一样，对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由共产国际倡议的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正式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尽管大革命最终失败了，但它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这场革命，中国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千百万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党还开始掌握一部分军队。尤其是通过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受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初步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所有这一切，为党领导中国人民把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这时的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经过一系列新军阀混战，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残酷地、屠杀人和革命群众。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员2.6万多人。据1927年11月统计，党员数量由五大召开时的近5.8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工会和农民协会到处被查禁、解散。严酷的事实表明，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低潮。但是，正如后来所说：“中国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中国独立高举革命旗帜，领导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